2024年9月9日
作为昔日儿童跨国送养大国,中国在上周宣布跨国收养终止后引起国际国内社会广泛关注,人口学家指其新动向与人口危机现状有关,也有媒体表达对中国弃婴何去何从的关切。
在上周四(9月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明确表示:中国政府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今后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外,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这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
毛宁说:“我们对有关国家政府、收养家庭希望收养中国儿童的愿望和爱心表示感谢。更多的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
此前,在与美国驻华外交官的电话中,北京官员明确表示,除了例外条款所涵盖的情况,中国不会再处理“任何阶段的案件”。
在过去的30余年里,美国一直是中国儿童的最大接收方。
中国在1992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同年即有232名儿童被外籍收养,其中206名前往美国。在接下来的30余年里,据估计共有约150,000个中国儿童被外籍家庭收养,其中约有82,000被送往美国,数量远超其它任何国家。
目前,华盛顿正在寻求中方对此作出更多解释。
在社交平台上,有组织表示已经为多位美国家庭联系上可供收养的婴幼儿,但目前不知所措。
BBC中文联系多位国内负责国际收养业务的律师,截止发稿,没有收到回应。
关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提出的“符合相关公约精神”,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严忠表示所指为《海牙公约》。
中国在2005年加入《海牙认证公约》,根据《公约》倡议,跨国收养仅在孩子在原生国找不到合适家庭的情况下才受用,国内收养是更被提倡的收养方式,这样可以确保尊重儿童权益,防止诱拐或贩卖儿童。
黄严忠表示中国在遵守这一倡议上一直都“做得很好”,国内收养一直是最主要的收养方式。中国国际收养婴幼儿数量在2005年达到巅峰,中国全国共有5.1万例儿童被收养,其中,有13,000多名婴童被送往国外,仅占总收养数不足三分之一。到2020年,这个比例降低到不足0.6%。
人口学家易富贤则表示中国政府的新措施完全是“可预见地”应对人口危机的举措,他还对BBC中文表示国际收养在过去三十年里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石三鸟”的政策,这既减少了人口负担,减轻了地方政府抚养孤儿的财政压力,还能收到来自国际收养家庭的捐款。
易富贤表示:“由于可以从每个收养家庭获得数千美元,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将非法出生、甚至合法出生的儿童没收,供国际收养。在湖南省邵阳市,头胎也曾被没收用于国际收养。”
2011年,湖南省邵阳市计划生育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将十多名被挂上“非法生育”的婴幼儿强行带走送入邵阳福利院,并统一改名,其中部分被收养在海外。“邵氏孤儿”震惊社会。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三十余年里,被海外收养的小孩大多为女性。根据美国国务院文件,从1999年到2016年,86%被美国收养的中国小孩是女性。
此外,跨境领养残疾儿童的比例相对较高。在中国缩紧国际收养业务后,根据中国政府官方数据,在2014年至2018年间,外国人收养残疾儿童共11468例,占涉外收养的95%。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在跨国收养政策缩紧后,2020年,中国只有5.7%的孤儿被领养。2022年,政府监测报告指出,中国有约15.7万名孤儿,其中37%在福利院生活,另有10万余名无人供养的儿童。被收养儿童里相对较高的女性和残疾比例足以说明,在过去三十余年里,跨国收养在照顾弱势群体上起到了极大作用。
黄严忠指出,中国居民偏好收养年纪较小的健康婴幼儿,以1至4岁为佳,“因为担心年纪大一点的小孩养不熟”,这使得国际收养实际上成为了安置残疾儿童的一个潜在选择。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家庭领养轻微残障或已接受治疗的儿童,但程度稍重的儿童依然在社会视线之外。如唐氏综合症患儿和有智力残缺的小孩,“只能在福利院待到18岁”。
黄严忠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宣告有配套措施同步出台实施,没有对福利院加大投入或扩大规模,也没有提出要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来增强收养能力,这会使得很多孤儿最终只能自己依靠自己。”
被外籍家庭收养的小孩成年后回国内寻亲的例子不少。
1岁时即被加拿大夫妇收养的玛吉·麦克尼尔(Maggie Mac Neil)出生于江西九江。当玛吉在东京奥运会夺得金牌后,她收到大量中国网民评论:“如果她没有被遗弃,那么这枚金牌本应属于我们。”
对此,她公开回应将不会寻亲:“我是加拿大人,华裔的身份只是我生命里很小的一部分。”
2007年,中国收紧了国际收养,对收养方的家庭婚恋情况、收入水平、甚至生活习惯提出要求,尽管中国政府发文称“中国涉外收养政策没有变”,辩称只是对符合要求的家庭“优先办理”,但从数据上看,2007年后,中国的国际收养数量已大幅下降。
以美国这个中国儿童最大接收方的数据变化为例,2006年,中国有6,492名小孩被美国家庭收养;在2012年,这个数据跌至2,696人;2019年,仅有819人被美国收养;之后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暂停了国际收养业务。
易富贤认为中国缩紧国际收养政策背后是其严峻的人口问题,“国际形象只是它很小的一个考虑部分”。
他表示:“中国曾把人口当作废物,人口太多,它巴不得送出去。现在它认为人口是一种财富了,因为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
根据中国政府公报,2023年,中国出生率为6.39‰,自然增长率为-1.48‰,已连续两年负增长。近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跌,从人口大国变成位列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低于人口学家提出的“生育更替率”,即维持人口增长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结婚率持续下跌,但在去年实现了十年来首次回升。为应对人口问题,中国自2021年起实施“离婚冷静期”政策,以期降低离婚率。
1979年,中国推出独生子女政策,国内家庭收养小孩的可能性极低,但弃养的概率极大。直到2015年才为应对人口拐点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到如今更是鼓励生育、鼓励女性回归家庭“履行生育职责”。这样一来,严重的“重男轻女”观念加持下导致的孤儿数量逐年减少,可供收养的小孩数量降低,国内家庭收养小孩的可能性增加,这在多个政府公报上均有明显呈现。“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希望自己的劳动力外流的”。
根据中国政府公开数据,2014年至2018年5年间,全国共办理收养登记97819例,其中,中国公民收养85581例,占全部收养登记的87.5%。
易富贤认为,为了缓解人口危机,中国下一步或将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按现行法律规定,男性结婚不得早于22岁,女性为20岁。这远高于国际社会普遍规定的18岁。
他说:“这将是一个正常回归的过程,从不正常的社会回归到正常社会。”
此前,丹麦以担心伪造文件为由,已经叫停其唯一负责海外收养业务的机构,使海外收养在其境内几乎成为不可能。今年5月,荷兰也已正式宣布禁止其公民领养外国小孩。
转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