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纸运动”爆发至今已三年。回望当初，白纸象征着被压抑的言说、被遮蔽的权利，也象征着普通民众在高压现实中以最温和方式表达的不满与尊严。那一刻，城市街头短暂出现了久违的公共空间，人们彼此确认：并非只有自己在忍受。然而，三年过去，中国的民主之路依然显得遥远而渺茫。
首先，中国的白纸运动并未转化为持续的组织力量。运动具有高度自发性，缺乏明确的领导结构和长期目标，在中共政府的强力镇压与精准追责下迅速被切断社会连结。许多参与者被迫沉默、离散，公共讨论空间再度萎缩。没有制度化的承接机制，街头情绪难以转化为政治议程。
其次，中共的治理逻辑并未因运动而发生根本改变。虽然个别政策层面出现技术性调整，但权力结构、言论控制与维稳体系反而更加精细化。数字监控、法律工具与行政手段的结合，使潜在的集体行动在萌芽阶段即被消解，社会的“原子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再次，中国社会的恐惧与犬儒情绪在社会中蔓延。高昂的维权成本让许多人选择自保，政治冷感成为理性选择。年轻一代在现实压力下更倾向于个人出路而非公共事务，移民、躺平与内卷，构成对白纸运动理想的被动回应。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白纸运动毫无意义。它打破了“完全顺从”的神话，在集体记忆中留下了不可抹去的痕迹。民主并非线性前进，往往在失败、退却与沉寂中积累力量。只是就现实而言，三年后的中国，中共政府的制度性民主的空间依然狭窄，公民社会仍处低谷。
白纸已被收走，但问题仍在。中国的民主之路之所以渺茫，并非因为民众不再渴望自由，而是因为通往自由的制度之门仍被紧紧关闭。未来的变化，或许不会以白纸的形式出现，却终将以新的方式，重新敲响那扇门。
刘明明
2026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