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9日上午11:00--下午4:00，中国自由民主党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酒店7楼会议厅主办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 中国自由民主党 陈明主席开题报告，重点阐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以及国民革命军和美军战史；嘉宾王涵万演讲，讲述中华民国大陆抗战史，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转型史；嘉宾郑元演讲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回顾与中国民主史； 嘉宾高平演讲 国民革命军战史；胡毅超演讲有关台湾民主政治现存问题等等。
第一部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号召推翻国民政府，“武装保卫苏联”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六年间，中共到底做了什么？
中共中央的确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共在宣言中谴责日军侵略，并号召工人、农民、学生、贫民、士兵全体起来推翻当时领导整个中国的国民政府。
同一天，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还发表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在这份题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中共中央给全党制定的“伟大历史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也不是中共第一次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号召“武装保卫苏联”。1929年，在苏联与中国因为“中国东方铁路”发生武装冲突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中共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由于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被开除出党。
对早期的中共来说，中华民族并不像习近平所说的是他们要捍卫的对象，中国甚至都不是他们的祖国。中共成立的第二年就作出了如下明确的决议，“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
1931年11月7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国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在江西瑞金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坚持以暴力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为其基本宗旨。
1932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这个宣言被中共党史当作中共领导抗日寻找的另一个证据。中共的宣传材料说，“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要早9年”。但是，这份宣言不是号召民众首先抗日，而是先“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
北京师范大学已故历史系教授王桧林2001年发表文章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遇到了空前的危机，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和自己本党的决议提出的重要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自居于中华民族抗敌斗争之外”。
对中共来说，最有名的“抗日”行动无过于中央红军1934年的“长征”。毛泽东和朱德在1935年11月联名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说，中共派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关于这段经历，已有无数的资料显示，“长征”只不过是中共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 更准确地说，“大逃亡”而已。
对于红军在中共军队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的行动，《中共如何壮大之谜》的作者谢幼田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
相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因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淞沪抗战”以及1933年的“长城抗战”而中止了对中共所在苏区的“围剿”行动。谢幼田说，中共的做法，“使得面对日本军队正面作战的国民政府的背后受到了一再的武装袭击。他们的作为，加重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危机，而有利于日本的侵略。”
中共这种以暴力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的革命策略到1935年8月1日中共发布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时也没有改变。《八一宣言》的策略是“反蒋抗日”。
第二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配合苏联的要求制定的
嘉宾高平演讲 国民革命军战史
中共党史专家在谈到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时，都会强调中共首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但是，中共专家们没有提到的是中共最初提出“统一战线”是源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
哈佛大学教授托尼·塞奇（Tony Saich）在自己的新书，《从反叛者到统治者，共产党百年》一书中说：“这最重要的战略转变再次来自莫斯科，来自1935年7月和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对德国和日本意图的忧虑日益加剧，共产国际七大呼吁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包括所有成分、所有阶层和所有反法西斯的国家。”
中共宣传材料有时也会承认，“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批准后，王明于1935年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这份宣言，所以，这份宣言后来也被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另一方面，又呼吁大家“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值得一提的是，彼时，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其实还辗转在长征的路上。用中共的话说，《八一宣言》的公布，“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基本形成”。
1935年11月28日，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这被认为是中共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不过，这个战线并没有包括蒋介石。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中共“反蒋抗日”的态度直到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之后，由于苏联的干预才有所改变，变成“联蒋抗日”。抗日统一战线能够真正形成，“西安事变”是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才接受了中共的条件，而这一切的转变都源于苏联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劫持了蒋介石。中共一直强调，自己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但是，中国党史没有说的是，在得知蒋介石被扣押的最初，毛泽东和一些共产党人希望对蒋介石进行“公审”，“处死”蒋介石，而且，中共的态度遭到了斯大林和苏联的强烈反对。
《中共壮大之谜》一书的作者谢幼田说：“苏联认为只有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够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威胁；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和日本对抗，张学良不足以代替。”
另外，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同意，中共中央还放弃了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达成的建立在苏联支持基础上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下决心转过来同南京政府谈判。
哈佛大学的塞奇说，蒋介石最终接受中共的条件，答应与其一起建立统一战线是因为他相信苏联可以援助中国的抗战。苏联后来也确实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四年的援助。
塞奇说：“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在武力上的缺乏，来自苏联的支援非常关键。这也要求他（蒋介石）必须与中共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安排。蒋介石因此不再抵制毛泽东的要求，允许中共保留自己的根据地，也接受对中共军队改编，将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包括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取消苏维埃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权以及红军的独立性等四项条件。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此才算正式形成。
蒋介石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抗战中国统帅，中共也承认为其部下。濒临绝境的中共红军，因为苏联支援蒋介石抗日，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获得了难得的历史转机。
第三部分：中国当前政治与法西斯主义的分析
法西斯主义不是历史中凭空出现，而是在民粹主义浪潮中慢慢生长出来的。当国家遭遇经济困境、社会分化、外部压力时，一些政治力量会抓住民众的不安与愤怒，把它塑造成民族自豪的口号，甚至制造外部敌人，激起群体的情绪。这种方式短期内确实能凝聚人心，让社会看起来团结一致，但它往往以牺牲理性与多元为代价，最终推动政治走向极端化与专制化。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帝国，都是这样一步步走向深渊，终至毁灭。
在中国的过往与当今，我们也能看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子。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就以掺杂了左翼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念裹挟了中国民意，在大陆扼杀了本可逐渐转向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自己却没能完成实质上的共和制政府架构。如今，这个政体在经济下行导致的认可度下降的危机感下，采取一系列典型威权政体的集权措施。比如，大力强调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却使得国民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不断加深；舆论环境中，鼓励一致的声音，却边缘化不同的声音；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更多依赖强有力的行政指令去迅速解决，而不是耐心地让各方协商、寻找共识。这些做法确实能在短时间内维持稳定、推动政策，但也在悄悄削弱制度的制衡力和社会的多元活力。
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纠正，民族主义会被过度利用，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会被逐步压缩，监督权力的机制会失效，而当整个社会被情绪裹挟、权力失去约束时，中共政府可能由其名义上的左翼威权式国家社会主义形态，转向极右翼法西斯主义，历史的悲剧可能重演。
我们必须记住：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靠单一的声音维持团结，而是能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持制度的开放与理性、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守住这份底线，不只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更是为了让我们的未来，有自由、有尊严、有希望。
中国自由民主党 宣传部
2025年9月10日于美国纽约
